月落垟

禽兽觅食终日为求果腹，人类劳碌一生则为幸福。如何才能快乐与幸福是每个人努力的最终方向，也是公共政策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何为快乐，为何快乐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有一则很老的笑话，说某富翁去海边游玩，遇上一位无所事事张网晒太阳的渔夫。他很惊讶地问渔夫为何不趁好天气出海捕鱼。然后捞取渔获积累资本。小船换大船，最终拥有自己的船队甚至渔业公司。等到非常有钱以后就能象富翁那样渡假，悠闲地在海边晒晒太阳。渔夫听完劝告以后十分迷惑地反问：“难道我现在不正是在悠闲地晒太阳吗？”这则笑话反映出幸福快乐的感觉因人而异。人的地位、处境不同会导致对生活的期望值不同。同样的事情会给不同的人带来差别很大的主观感受。比如一位生活稳定的成人在路上捡到五元钱只会撇撇嘴。但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捡到这五元钱可能欣喜异常。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同样数量的金钱带来的快乐边际效益值随个体不同而变化。相似的道理，我们不能断言一百元给人的快乐一定比五十元更多。这还要看这些钱给了谁。因此快乐很难量化。

 

为了方便研究，主流福利经济学以英国哲学家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采用效用与福利来衡量个人幸福。效用即是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如果人们消费A商品比B商品获得更多的愉悦感受，则称A的效用高于B。消费当然取决于收入的多少。社会总福利因此可以通过国民总收入，即GDP来衡量。经济学由此将快乐这种难以测算的主观感觉用客观收入指标来替代，快乐就有了衡量的尺度。这种替换也符合人们的一般常识：有钱有势，为所欲为当然是快乐的！难怪太史公也要在《货殖列传》里愤愤写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有钱一定快乐吗？难道富人一定比穷人更有满足感？事不尽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讲到魏文侯的公子魏击出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作回礼。魏击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去采地。失去国家的人，没有听说有以国主对待他的；失去采地的人，也没有听说有以家主对待他的。贫贱的游士呢，话不听，行为不合意，就穿上鞋子告辞了，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魏击于是谢罪。可见富人也有富人的担忧。几年前我还在一家外企工作的时候正值IT业风雨飘摇，裁员的消息每天都有。当时身边一些同事兢兢业业勤恳数年升到了管理中层。不少人年薪加奖金数十万，又纷纷在城市不错的地段买下两三百平米的房子。算是有车有房，有女如花妻如玉，春风正得意。一夕之间听闻部门缩减预算裁掉了很多此类高薪中层。可以想象在行业萎缩，高薪难找的背景下，过惯了大手大脚日子又背负着高额房贷的他们要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日子。相反，在流动性很高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三五个月换一个工作十分正常。暂时失业几乎不会对生活造成多大的困扰。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纯粹用收入来衡量快乐与否即使不算错误，至少也有失偏颇。用GDP指数衡量社会总福利并由此推断只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一定会越来越快乐的观点更谬之千里。

 

美国南加洲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对效用理论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即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从西方国家采集的数据表明经济增长与主观幸福感在一定限度内与快乐增长正相关。超过这个阀值之后相关性显著减弱直至快乐无增长或负增长。这一悖论现象可以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解释。即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基本需要满足以上层次时，金钱很难满足其他层次的需要。这时收入就不再和快乐有强相关性。公平、尊重或自我实现此时可能显得更加重要。换句话说，收入增长相对于快乐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经济增长和分配公平哪一个更重要？既然对富人来说一百元只是饭后的小费，而穷人则指望它数日的温饱，那么从富人那里征收这一百元用于公共开支花在穷人身上又有何不可。因为于前者损失这一百元的快乐边际值很低，而后者得到这一百元的快乐边际值却很高，社会总福利由此增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如果分配严重不均，社会财富向富人集中，那么这样的经济体即使增长再快，社会总福利，即社会整体的快乐程度也是不高的。当前的俄罗斯即是一例。这对于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的中国也有借鉴的意义。

 

个人的快乐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有些因素属于宏观大环境，比如政策，法律，税收，分配，个人无法更改也无法勉强。有些因素则归因于自身。比如对生活的预期，个人长远规划等等。社会环境无法在短期内更改，所以需要学会适应。而个人的期望可以恰当调整以符合现实。退一步想想其实快乐也不遥远。闽南语歌仔戏里唐朝薜平贵扔下西凉王位和公主不要，苦寻枯守寒窑十八载的发妻。戏里他曲调悲凉：“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改换素衣过中原”，这是快乐的一种。而住在木桶里一无所有的第欧根尼对前来拜访的亚历山大大帝说：你挡住了我的阳光，这也是另一种快乐。

朋友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耳濡目染，小小年纪也深得自由民主之髓。有一天晚上他不肯写家庭作业。老爸气得七窍生烟，他还振振有辞地顶嘴：“写不写作业是我的个人自由。老师说了任何人无权干涉他人的自由。”听了这通话朋友不怒反乐，随即笑道：“好啊，我承认无权干涉你的自由。不过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于是他扬言每少做一个题就从儿子零花钱帐户上扣除数元作为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结果儿子只好乖乖地坐到桌前写作业去了。儿子雄辩，老子机变，听罢我大笑不止却又颇有感概。我们的传统里只有君臣父子，自由是有点陌生的泊来物。加上英文里自由和免费又刚好是同一个单词,Free。所以国人常常把这两者搞混。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常常把Freeware称为免费软件。固然Freeware通常免费，但自由软件Freeware的重点在于自由而不在于价格。IT概念或许并非人人能理解，说个别的例子也一样。某饭店周年庆典铺流水席请所有人大吃一顿这是免费。如果它还允许以后都随到随吃永远不收钱这才叫彻底免费和绝对自由。可以想见自由泛滥的结果就是这个饭店迟早得卷铺盖关门。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公社办不下去的原因。绝对自由不能持续，有约束的自由则不同。比如说饭店规定每周二、四、六都给就餐的人免费加送一道特色菜。结果就是吃的人实惠，饭店的名声也远扬。可见自由并不等同于免费，它总是伴随着一些约束和责任。

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十一月初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的讨论在网络上引来赞叹的同时也激起不少骂声。赞同的是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反对的声音则纷纷指向取消五一黄金周的计划。有人说这是“朝三”、“暮四”与“暮四”、“朝三”的无聊对换；也有人坚持法定休假日只能增不能减；更有人声泪俱下控诉这是侵犯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众说纷纭背后的实际原因只有一个：这些节假日是国家法定带薪休假日。在当前劳动力过剩背景下它们是很多劳动者理直气壮地要求休息、出游以及合家团聚的机会。从劳动者角度来看这种政府强制执行的带薪休息日当然是越多越好。从这个观点延伸开来，既然强制带薪休息日越多民众越满意，黄金周越长游客越多经济也越繁荣，为什么政府不制定更多的节假日呢？比如说一年弄个大半年休息皆大欢喜也无不可。这里就涉及到自由与约束的问题了。消费者当然觉得饭店折扣越多越好，免费赠送饭后甜点越多越好。但是如果饭店因此亏本关门，大家都没有好处。带薪休假本质上是一种企业福利，它是在劳动合同的谈判中按市场供需平衡制定的。国家固然可以制定更多带薪休假日，但是这样就意味着强势政府介入劳动力市场。轻微的后果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平均工作时长增加，失业率增长。严重的后果是强势政府指导一切，重返计划经济年代。这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小政府大市场预期是相抵触的。所以理性的政府只能规定最少数量的法定休假日，将这种福利主导权交给市场和企业自己去调整。换句话说，国家保障所有劳动者有一定限度的带薪休假。如果劳动者需要更多休息，这需要本身的能力和市场供需来达成平衡，政府管得越少越妙。

初尝自由滋味的人们很难透过自由看到背后的约束，结果自由就退化成彻底免费。因此“拿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者屡见不鲜。比如说牛市狠赚一笔的人群里只听到自夸投资技术大胆高超，很少人意识到政府使经济高速平稳发展数十年的不易。但是暴跌之后的熊市最常听到就是大骂政府对股市泡沫控制不力，却没有人掌自己嘴巴说贪多勿得。同理通货膨胀时很多人上网大骂活不下去，却不想想物价不涨就是经济停滞，通货紧缩，后果就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便宜但是没钱去买又有何用？很多人心里最好的社会就是工资年年大涨，物价最好不涨；股市永远上升，房市平平稳稳。这才叫真正的理想社会，真正的彻底免费。可惜这些目标彼此之间相互矛盾，永远只能是南辕北辙。要自由就必须付出代价；要工作好找，工资高就必须忍受物价上涨；要入股市就必须承担风险，这些都是常识。

其实政府强力干涉的例子不是没有，但通常很失败。近来的油荒即是一例。国际原油价格往100美元看齐。国内调整后汽油和柴油的平均零售价分别为每吨6460元和5960元。按原油价格90美元一桶，一吨7.35桶，汇率7.45计算，每吨原油价格为4928元。考虑炼制成品油重量损耗和中间环节利润，现在的终端价格存在倒挂现象。卖得越多亏得越多，油厂惜售在所难免。要么任由汽油涨价，要么就是现在这样政府限价导致油荒，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只能二选一。但是无论选哪一项，政府还是背定了这个挨骂的黑锅。

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一部老电影《夺宝奇兵之圣杯传奇》里有一个耶稣用过的木制圣杯。传说喝过圣杯盛的水可以让人永生。守护骑士在存放圣杯的山洞里活了三千年，但是他无法踏出山洞一步，否则就会灰飞烟灭。“永恒意味着约束和受限”，他说。生命的无限延续何尝不是一种自由呢？可惜凡是自由都必须服从约束和付出代价。在张嘴骂人推卸责任以前最好先想一想。在张嘴骂人推卸责任以前最好先想一想。在张嘴骂人推卸责任以前最好先想一想。在张嘴骂人推卸责任以前最好先想一想。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到处宣扬：“我的书里每增加一条公式，我的读者就会减少一半！”此话固然戳中世道人心的肤浅及功利事实，但由长袖善舞的经济学家娓娓道来却难免有误人子弟之嫌。寻常人或以为经济学是佛心禅道，揉一点感性再掺一点悟性就可以参解通透。张五常自己数学不好，干脆将其一棍打死，甚至宣称经济学数学化是变异。他的理论通俗易懂又极少牵涉数学，在票友当中声名颇隆。但是在学术界缺乏严密数学推导的理论却只能停留在猜想的阶段。2001年斯蒂格利茨因为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经典的佃租理论论文中承认深受张五常相关理论的启发。但是张的论文数学模型不够完善，特别是没有找到描述信息费用的数学方法。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在张的研究基础上以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张的理论，并利用模型解释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终成正果。张五常自夸是信息经济学鼻祖，此言固然不虚。不过他终究因为数学功力不够而功亏一匮！

学术界的例子或与普通人无涉，但百姓生活也是分分秒秒离不了数学。比如说温州人以前爱投资房地产，现在则多了基金与股票。无论房市还是股市都离不了价格走势曲线图。平常人心理对趋势的直觉判断往是将今天的价格做为明天价格的基础，再加上一点点不可预知的动荡。上涨的时候认为很有可能还要继续涨，下跌的时候就相信一定还会跌，所谓追涨杀跌。时间序列理论 (time series)将这种直觉称为随机预测法（Random Walk）。理论证明这种模式是非稳态(Nonstationary)。说白了就是没啥用。因为明天的趋势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是随机的，人们无法从过去的有用数据来预测将来的趋势。从概率上讲这种投机就是输赢不定。今天赚的可能明天就要吐出来。那么起越落落的曲线是不是真的没有规律可循，对未来的价格预测真的不可能从历史数据中受益吗？也不全然如此。比如说有可能上升的价格曲线是时间的某个变量，也就是说它会随时间而变。就象房价，虽然它受供需的经济基本面影响，但是当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以大约百分之二的通货膨胀目标前进又没有受到泡沫影响时，今年的价格上涨自然会是去年价格加上一定量的通膨等等因素，以这样的方式逐年递增。所以如果去掉这个时间因素，我们能发现价格本身可能是稳态（stationary）。稳态不是说不变，而是它的变化可以预测，即理论上可能围绕一定的期望值按某种概率波动。这种状态称为时间稳态(time stationary)。再比如银行利率。我们都知道利率有升有降，无法事先预知。但是大量的事实数据表明，利率本身虽然不是稳态，但利率差却可能是稳态。也就是说，季度利率与半年期利率的差值，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服从正态分布，围绕某个期望值波动的函数。这在时间序列研究里称为差异稳态 (difference stationary)。只要判断出模型是稳态的，我们就可以得出类似于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性下一个预测值是多少之类的结论。当然这里只是简化的模型，实际分析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许有人会质疑预测精度。然而数学工具不仅能预测走势，而且还能用于控制风险。比如大部分人投资股市总会同时买入很多种股票。每支股票可能都代表不同行业，有各自不同的前景以及风险。平均买入相同数量的各支股票或是随意买入不同份额显然都不是最好的投资组合。因为各股风险与收益各不相同，投资者持有最多的股票很可能就是风险最大的那支。所以只有数学工具才能精确计算和平衡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例如投资者相信一家铜制品厂的前景大好，但又担心将来金属铜价格上涨侵蚀这个厂的利润，于是可以同时买入铜矿供应商的股票以对冲风险。如何分配前者与后者的投资比例以最大化利润和最小化风险就是个典型的数学问题。也许三五个股票组合靠人力直觉还能马马虎虎应付，但过少的组合构成并不能有效稀释风险。数十上百个股票的组合风险以及应变却不是单凭直觉可以把握的。数学之重要可见一斑。

以前听过一位由理论物理转行金融的教授上课。他自己开一家投资顾问公司，同时又是伦敦城市银行的高级顾问和经纪人，实战经验极为丰富。他在这门金融衍生物课程开始列出四门必修课单。首当其冲就是多学数学！中国当下社会功利心太强。数学是基础研究，看不到实际的产出，学习过程又枯燥烦难，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花功夫。朋友的女友前年毕业回国进入于投资银行。国庆碰面聊起得知刚过二十五岁的她年薪已达一百五十万人民币。身边另一位刚从金融数学硕士毕业的女孩也是初入投行。此前她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但年薪也多达一百多万人民币。更不论年终奖金通常数倍于薪水。其实这些传闻中的例子离我们生活并不远，只要有决心把数学学得够好。

一周前BBC早间新闻头条报道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危机波及欧洲。英国第五大抵押贷款银行Northern Rock发生挤兑。电视画面里银行的72个分支机构门前排起长队，两天内15亿英镑被的储户提走。尽管金融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使我对这场危机亦有耳闻。但远隔重洋，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这只蝴蝶扇动翅膀并没有在身边带起一丝气流。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它对生活的扰动。电视中拥挤的纷乱场面令我不得不开始留意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

在投资机构眼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是一块很诱人的蛋糕。由于市场对借款者的收入、偿付记录、首付以及担保者都设立相关的最低标准，房贷的不良率比大多数其它资产都低，属于低风险的优质资产。不过风险与收益相随的原则在此同样成立。信用高的贷款者偿还能力强，风险小，要吸引他们就必须降低贷款利率，放贷机构利润也低。相反，信用低的贷款者违约风险高。他们想要得到购房贷款就必须接受更高的利率以补偿风险，于是利润也高。2001年至2005年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上升期。市场繁荣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 “9·11”之后美联储不断地降息以刺激经济复苏。于是更多家庭能够负担贷款利率支出。二是小布什出于政治和经济复兴需要极力鼓吹“所有者社会”（ownership society），鼓励私人拥有住房。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房利美、Freddie Mac、吉利美三大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机构，并通过《社区再投资法》等法律帮助低收入人群购置住房，还为私人购买住房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金融机构满足了优质客户的贷款需求后开始把目光投向原来达不到申请住房抵押贷款资格的低收入潜在购房者群体。这就是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

只要条件许可，大多数人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尽管次贷利率通常比优级贷款高2% ~3%，但是在当时低息前提下很多低收入家庭可以接受。何况大部分次级抵押贷款的偿还期限是30年。其中头两年利率固定且明显低于市场水平，直到第三年才开始利率浮动。这对借款者来说意味着最初几年还款负担很轻。另一方面，在一个价格不断上升的市场中金融机构更喜欢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因为次级抵押贷款的收益率更高。虽然高收益通常伴随着高风险，但是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一直在上升。即使次贷的违约率很高，但是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拍卖没收抵押品收回贷款本息，以此有效降低风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通过证券化将次级抵押贷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这种转移有点象小时候玩击鼓传花的游戏。本来最后一个拿着花的人是输家，承担所有风险。但证券化将这朵绢花铰碎分给每一个人一点。于是风险和收益由参与者均摊，每个人都不会遭受灭顶之灾。这种高收益但低风险的幻象如此完美，因此过去几年里吸引全球各大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大量购入次级贷款债券。

2003年美国经济在低息刺激下全面复苏，通货膨胀压力重新出现。美联储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在两年时间内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以抑制通胀。上升的利率刺破房产泡沫的同时也搅碎了低收入家庭的居家梦。房地产价格的升势在2005年夏末戛然而止，2006年同样徘徊不前。到2007年美国住宅房地产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持续下降，第二季度整体房价创下 20年来的最大跌幅。与此同时，抱着房子过了两年低息蜜月期之后的低收入者发现随后的浮动利率使他们的薪水消失在升息的无底洞中。一方面借款者还款压力骤增，另一方面房价却在不断下跌。他们很难获得新的抵押贷款，即使出售房地产也不能偿还本息，于是只有选择违约。2007年8月美国因违约而被银行没收的房屋数量同比猛增115%。违约和资不抵债的直接后果是提供房贷的金融机构首当其冲遭受损失。今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债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揭开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序幕。之后这场危机通过资本市场层层传递，逐渐向全球金融市场扩展。从前的香饽饽成了烂山芋。金融机构手中积压着大量无法出手的次贷债券，估计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他们相应的对策是出售部分非流动性资产来提高资产组合中的流动性水平，以此应对未来的风险和赎回压力。可是一旦资本市场上所有投资者都这样行动，结果就是股市大幅下挫和市场上流动性趋紧。所以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飚升，一直充溢于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茫然无存。开篇提到的英国Northern Rock银行由于次贷市场上的损失致使年度盈利比计划降低20％，从而引发恐慌挤兑。这一切就是眼下风云涌动的次贷风暴。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目前为止卷入其中的国内各大银行总共亏损约49亿人民币。但它产生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美联储于9月18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降低到4.75%以防止次级债危机加剧。但是中国8月份CPI攀上新高，通胀压力加强。消除通胀预期的有效手段只有加息或人民币升值。然而在美联储降息和各国政府为救市纷纷注入流动性的全球背景下，加息将加大利差并吸引热钱流入国内资本市场，最终使抑制通胀的努力失效。而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后果也不可预料。次贷危机还远未结束。无论对谁来说这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都不好过。这只蝴蝶扇起的风暴正刮过全球每一个角落。

1913年德国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总量一共是60亿马克。十年以后，到了1923年十月， 60亿马克在柏林市场上只能买到一条一公斤重的黑麦面包。而且一个月后这条面包的身价更飙升至4280亿马克。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挤公车比打的士还要贵。因为公车是上车先付钱而的士是到达才付钱。同样是五元钱，几分钟前的价值可能比几分钟后高很多。失控的通货膨胀影响遍及大街小巷，后果触目惊心。难怪人们风声鹤唳，听到价格上涨就心惊肉跳，寝食难安。不幸的是今年市场上肉、蛋价格显著上浮。统计局7月份数据显示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5.2％，鲜蛋价格上涨30.6％。由此导致食品价格上涨15.4％。于是害怕通货膨胀失控的神经一触即发。从菜市场大妈到逛论坛白领，到处都在议论即将到来的高通胀时代。

很多时候恐惧是源于不了解。人们如此害怕通胀是因为看着钱袋被侵食又无能为力，加上不了解前因后果，才会谈虎色变。其实它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当前市场上猪肉和鸡蛋价格上涨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只有社会上各种生活和生产成本普遍上涨才意味着新一轮通胀。自人类使用符号货币以来，经济活动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通胀或通缩。沽酒用碎银的古人有供需平衡和物价涨落之说，但绝不会有货币增量发行导致贬值的危险。因为入市流通的银两是货币实体，供给有限。当代发行的纸币则只是代表金银货币的符号，本身既不具有价值也不能作为贮藏手段。所以货币发行多了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经济体有10条面包，它的流通货币总额一共是10元。那么一条面包就是1元钱。如果增加纸币供给，发行100元。面包就升值到10元一条。我们说面包涨价了。由此货币主义相信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它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供给率高于经济规模增长。多出来的货币量直接体现于通货膨胀。这是从供给角度分析。新凯恩斯主义则从需求角度剖析通胀现象。A.W.Phillips在五十年代提出著名的菲利浦曲线。它描述的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经济发展会降低失业率。不仅高增长的经济刺激货币需求，低失业率亦意味着工资总额增加，进一步推动之。如果政府响应这种需求信号，增发货币，而实体经济的产出，即物品供给未能及时跟上需求增长时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再打个比方：若经济体共有100人和10条面包。其中10人有工作，每人工资1元，则流通货币总额10元。其它90人没工作饿肚子。所以面包价格也是1元一条。现在假设经济发展，失业的人都获得了工作，薪水同样是1元，那么经济体流通货币总额增至100元，面包价格就升到了10元一条。这是因为100人只分到十条面包，总需求大过总供给引起的通货膨胀。这个例子能回答一个最常见的误解：是不是物价不涨不跌，通胀率为零才是理想情况呢？答案是否定的。从上面的例子知道通胀的好处是失业率下降。虽然社会总产出（供给的面包总数）未必能跟得上需求（100个人要吃饭），但这个例子也忽略了后来获得工作机会的90人会有相应产出。虽然未必所有人都能吃饱饭，但毕竟能吃上饭的人比以前多了。所以温和的通货膨胀是任何经济体发展所必须的。

通货膨胀有各种不同的衡量指标。其中最常用也最直观的莫过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CPI是在市场上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商品或服务，按相关权重做过处理以后的价格指数。如果选择得当，这个指数能有效地反映通货膨胀的情况。可惜它的构成和权重分布历来充满争议。单从数值上看，今年物价上涨确实厉害。年中五、六、七三个月的CPI同比涨幅分别为3.4%、4.4%和5.6%。七月份的涨幅创近十年最高水平。不过事实上食品价格上涨才是推动今年CPI攀高的主要原因。非食品部分继续保持稳定。而食品价格波动与一些非基本面因素相关。比如去年猪肉价廉导致饲养数量锐减，适逢今年猪瘟蓝耳病，市场供给严重不足，最终将猪肉价格抬上令人担忧的台阶。但这些变化只是价格暂时波动，基本面上真正带来通胀压力的是巨额对外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带来大量美元流入，在当前固定汇率制度下央行只能增发等量人民币以维持汇率不变。这就造成货币发行量远远高过经济增长。从货币主义观点来看必然意味着通货膨胀。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高达2663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新增额2473亿美元。但是在中国凡事必有例外。1998至2002年货币供给量M2的年均增速为15.58%，而同时期GDP平均增长率只有6.52%。可是最终CPI年均增幅是－1.06%。这和货币供给增长率应等于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的货币主义理论相抵触。其原因是金融体制不完善造就体制外金融这个地下漏洞大量吸收了新增货币。当然这于将来经济体稳定运行是一个很大隐患。另一方面，从巨额贸易顺差也可以看出国内总需求远未高过总供给。结合上面第二个例子，这说明在经济基本面上目前并不存在严重的通胀压力。PPI(生产价格指数)近段时间内一直回落这个现象可以从侧面佐证这个观点。宏观上我们没有到达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通胀阶段，但微观上物价一直在上涨，这说明微观资源配置扭曲。价格、利率、工资等等要素都没有理顺。总而言之这一轮涨价应当属于结构性上涨，宏观环境还没有通胀的条件。一段时间后市场会自动调节和消化这种局部的价格波动。不必听风就是雨。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得风气之先下海经商大把赚钱。那时候最热门的话题是“停薪留职”。当时人心思变，继续留在机关单位的人不仅被讥为保守，收入和生活水平也远不如经商办厂。以至于社会上留传的民谣说若是不努力就只能进机关做干部。风水轮流转。由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政策与制度保驾护航，行政机构的权力和影响力也随之增大。如今做生意竞争加剧且利润转薄。但国家公务人员无论在社会地位或收入水平上都与过去都不可同日而语。于是现在流行的问候改成了“有没有考公务员”。公务员报考热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温州亦然： 2006年1月的温州公务员考试中共有26434人角逐440个名额，超过60人争夺一个名额，报考人数刷新历年记录。更有甚者，瓯海区乡镇机关推出8个不限专业的岗位吸引了3847人报名，录用率达到480∶1。从过去的“下海热”到现在“上岸热”，这个转身耐人寻味。

人们如此热衷于考公务员一定有现实的理由。温州人乡土观念浓厚，大部分人学校毕业希望回到家乡生活。但是大学扩招导致毕业生供过于求，年青人返乡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温州虽然企业众多，可是低端经营结构使这些私企更需要廉价的民工而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企业提供的收入待遇很难得到认同。所以实际就业渠道仅限于大型企业和党政机关，求职市场十分狭窄。在这种背景下公务员自然成为首选。何况近两年公务员工资涨了好几次，工资之外的津贴、奖金和其它收入也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此外公务员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住房等等福利都非民企员工能望其项背。加上公务员是终生制，职业风险基本为零。不象私企员工不仅工作辛苦，而且随时有被解雇的危险。最后公务员的社会地位也很高。因此人们对于公务员趋之若鹜不难理解。

那么公务员究竟是不是所有年青人求职的理想对象呢？答案因人而异。也许有些人天性合适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大部分竞争者显然是受到公务员的地位、收入、稳定性、工作强度等优势的吸引。对这些人来说，从短期利益着眼答案为“是”，但若衡量长期利弊就并非一定是好事。学校老师常常给学生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将个人竞争力“内部化”，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技多不压身。也许有人嘲笑这个观点陈旧，那只能说明其数理学得不够深，或是眼界不够广。举个例子，一个有四五年数量分析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在伦敦金融城的身价是年薪24万英磅，合360万人民币。这还只是这个行业的中低收入。不要错以为国外物价贵所以工资高，普通英国人的平均年薪不过两三万英磅就已经过得不错。可以想象一下数学的价格是多少。相反，公务员却是典型的将个人竞争力“外部化”的职位。公务员职务稳定，职业风险低。于是很多人将精力耗费在办公室政治而不是提高业务水平上。国家给公务员提供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又使个人缺乏深化竞争力的动机。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体制依赖―公务员的社会竞争力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离开体制就一无所能也一无所有。这就是个人竞争力的外部化。结果是个人竞争力极度弱化，个体抗风险能力极弱。虽然眼下公务员职位稳定，但是国企岗位也曾经被称为“铁饭碗”。最后一纸买断，全部下岗，可见不存在打不破的铁饭碗。从国家角度来看，公务员热也反映出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它意味着公务员的平均收入和福利待遇已经明显高于国家平均水平。大批优秀的高等教育人材纷纷进入可能要求不那么高的政府部门，这不仅是人力资源配置的错误和浪费，也大大增加了国民经济整体的机会成本（这些人本来可以在有效利用他们能力的其它职位上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更何况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本来就拮据，年复一年增长的高待遇公务员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GDP年高增长年份也许可以勉强维持，谁有把握中国的经济永远象现在这样顺风顺水？如若局时又要精简，这些人年龄大了又身无长技，结果未必会比现在的下岗工人更好。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统计的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英国为1.58人/百万美元；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财政负担重，效率很低，公务员制度在将来必然面临重大改革。

最初温州电信和邮政拆分时很多人为了邮政高福利和高工资待遇动用种种关系竭力留在老邮政。后来电信节节攀高，邮政日暮途远，去邮政局电信机房时常常听到酸溜溜的议论。之后电信和温州移动分离时这种情形又重复了一次。个中道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这是未雨绸缪，而非杞人忧天！

月初印花税调节重创股市的事件使很多人忽略了另一条重要的新闻：太湖蓝藻爆发导致无锡全城严重缺水。设身处地想象一下珊溪水库和瓯江水口同时受到污染，炎炎夏日里温州全城数百万人缺水。超市里所有矿泉水一抢而空；人们即使浑身是汗也不敢用气味古怪的自来水冲凉；大部分餐馆也因此门可罗雀。这就是无锡前段时间的境况。环境问题的本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公共物品的供需矛盾。高温加上污水排放过量导致水体营养过剩从而引发太湖蓝藻爆发。今年澳大利亚严重的旱灾则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过量造成的温室效应有关。公共物品矛盾中个体受损的结果通常是由共同行为产生，没有单个个体需要为此负全部责任，由此往往无人负责。因为每个人都考虑自身利益拒绝为公共物品买单，但又希望能够分享别人付出所带来的收益。所以公共物品总是供给不足却需求过度。

公共物品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近几年令温州人头痛的城市小偷就是其中之一。五马街或是人民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年轻的小孩跟在行人后面行窃。他们又通常有大人指使和监视。路人若示不平则可能受暴力威胁。此时旁人有两种选择：一是孰视无睹，则当下人身安全无虞。只是窃贼气焰日益嚣张，难免转天祸及自身。二是挺身而出，但又可能因无人声援而受到伤害。何去何从，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问题。为什么个人选择此时会面临两难的境地？因为公共物品的个体边际效益（个人见义勇为但需要承担伤害损失）与社会边际效益（唯有人人都急公好义才能保证良好的社会环境）不相等。如果你不行动而其它人奋不顾身，结果是你没有遭受损失却可以分享更安全的社会环境。反之，若只有你一个人挺身而出但其它人明哲保身，则只有你受到最大的伤害。所以大部人会选择沉默，但又在心里叹息人心不古，以此抵消自己不作为的道德负罪感。可是无论人心如何淡漠，总有一些热血的人愿意有所作为。比如说温州也象其它城市一样活跃着一批不计个人安危和酬劳的民间反扒志愿者。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有的人热心肠有的人冷漠? 是先天的性格观念还是后天的环境影响导致这种差异？实证经济学家设计了一些试验回答类似问题。

去年瑞士苏黎士大学的Fischbacher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Gachter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他们在苏黎士大学选取了数十名教师和学生作为实验对象。这些实验者被随机分为四人一组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内的四名成员各自得到20美元。他们可以选择将这20美元留起来给自己花，或是捐出一部分作为公共储蓄。但是公共储蓄部分只按40%的折扣计算，即每捐出1美元，公共储蓄部分只增加0.4美元。每轮实验结束以后各人可以留下私人储蓄加上相应公共储蓄的等额货币。比如说四个人各捐1美元，则一轮实验结束每人可以得到19美元的私人储蓄加上4乘以0.4共1.6美元的公共储，一共是20.6美元。可见对公共物品贡献一点点总比大家都一毛不拔合算，后者每人仅得20美元。极端情况下四个人都倾囊而出，则私人储蓄为0但公共储蓄高达32美元。可惜这种理想状态很难实现。假设其中的一个实验者一文不付而其它三人全数交出，自私者的收益可高达20美元私有积蓄加上24美元公共储蓄，共44美元。可是如果人人都抱有这种无本万利的想法，结果当然就是无人奉献。这个实验的设计深刻揭示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但需求过度的矛盾。在论文里它被称为C实验。此外在做这个实验之前每个人必须填一张表格。表格上列出其它人捐献从1到20不等的美元时自己愿意付出的数额。第二个实验被称为P实验，它展示的是个人在观念上对公共事务的奉献程度。正式的测试中C实验被重复数十次以显示每轮不同的结果会不会导致人们在下一轮实验中改变自己态度。实验结果显示影响人们公共事务选择的因素不仅有先天性格（P实验所得），还有后天环境熏陶（每轮C实验中小组其它成员的贡献都会直接影响此位成员的想法和他在下轮实验中的做法）。也就是说社会中天性乐于助人的并非总是不计得失。他只是刚开始比其它人更有社会责任感。但若他在街头数次示警行窃现象却次次挨打，同时又得不到旁人帮助，最终也会选择明哲保身（随机分组测试中Ｃ实验最后几轮的公共储蓄总是异常低）。因此若有人面对小偷一厢情愿只希望身边人挺身仗义而自己躲到一边看热闹，最终只能导致大部分人面对犯罪现象噤若寒蝉（多次重复C实验中的公共储蓄一般呈递减趋势）。相反，唯有小偷来了人人喊打，社会治安才能真正令人满意（重复C实验中将公共贡献值高的人编入一组，则公共储蓄会一直稳定在高水平）。

由此可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话古话很有道理。人心冷漠不止是一种个人习性。它更像一种传染病，在循环重复的生活里令一个社会失去明辨是非的勇气和能力。所以容忍还是争斗，需要深思之。

这个月是考试月，偷懒改了篇旧文抵数。看新鲜文章要等下月啦。

 

前几天读到一篇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由台湾民主现状论及民主政治质量的文章。他认为代议制的选举民主形式已经失去了民主制度所强调的平等性本质，从“民主”退化到“选主”。即亚里斯多德所述的观点：凡由选票选出的必为寡头政治，而非平民政治。民主的议题太大，这里按下不表。公共经济学的话题中也有一种类似观点认为多数人投票赞同的结果可能导致多数人都不满意。

 

假设一个三口之家的冰箱里有三条大小不均的鱼，一条最大，一条中等，一条最小。准备吃晚餐的时候一家人坐下来讨论晚上要吃掉哪条鱼。小孩子喜欢吃鱼，他说要先吃大的；妈妈比较节省，认为还是先吃掉小的比较好，万一来了客人也可以拿大鱼招待。爸爸同意妈妈的意见，但他比较宠孩子，于是折衷一下说不如先吃那条 中等大小的鱼吧。他们各执已见，无法妥协，最后打算用多数投票通过来决定到底晚饭吃哪条鱼。先在小鱼和中鱼之间做择一投票。虽然小孩要的是大鱼，但如果非得在小鱼和中鱼之间选一条，吃中鱼当然比吃小鱼要好，小孩投票给中鱼。爸爸本来要的就是中鱼，而妈妈则认同小鱼，这样中鱼得两票，小鱼得一票，中鱼胜出。再来看中鱼和大鱼之间的择一投票。小孩马上投了他最想要的大鱼一票，爸爸还是要中鱼。妈妈想如果吃了大鱼，客人来就没鱼可招待了。虽然她心里想的是小鱼， 但如果非要在大鱼和中鱼之间选一个，她宁可选中鱼。于是中鱼又得两票，大鱼只得一票，中鱼又胜出。两轮投票，得票多数者胜出，最后的结果是晚餐吃的是中鱼。可以验证无论以哪种顺序进行多数通过的淘汰投票，最后的胜出者一定是中鱼。但是妈妈嫌它太大，孩子嫌它太小，多数通过投票的结果是多数都不满意，但又不得不接受。这就是公共经济学里的中庸者胜出理论。

这个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选举社会里党派竞争的纲领通常不会太激进也不会太保守，一般处于社会中庸的范畴里。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如下图所示，假设大家很均匀地分散居住在市区人民路上，从这条路一头到另一头一共10站，每坐车一站需车费1元。如果有两家大超市，称为超市1和超市2。在这两家 买东西，结算时都有优惠可以返还10元现金，他们开在哪里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击竞争对手，赢得客户呢？答案是两家都会把各自的超市开在这条路的正中间，即标 为5的这一站。这样即使是住在最远的两端，0和10站处的居民都只用坐车来回10块钱，车费和现金折扣正好抵销，住的近的还可以赚到点小差价。也就是说， 两家超市均分这10站路上的居民，各得5站路的消费者。如果超市1想搬离这个正中路段，比如说它搬到3这个位置，那么从0到3共三站的居民当然全会来它这 里买东西。但超市1到超市2之间的居民，即4和5这两站的住户由这两家超市均分。比如4这个位置的客户，到3与5这两个位置的超市来回车费都是2元，能赚 的差额都是8元。所以他无所谓去哪个店。他的位置左面，即分布在3与4之间的客户全去3这个位置的超市1，它的位置右面，即4与5之间的则肯定会去5这个 位置的超市2。第5站这个位置右方的5站全部客户都会去超市2买东西，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赚取最大的差额。也就是说，如果超市1往东移两格，它的客户由原来 的5格变成4格，而超市2却可以由5格变到6格。往西移的分析类似，也就是说没有一家店有兴趣将店搬离正中间的位置。

人民路

东  |__|__|__|__|__|__|__|__|__|__|  西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现在我们将超市视为政党，店址的位置视为竞选纲领的激进或保守(偏左或偏右)；返还的现金视为这个竞选纲领承诺的利益；而车费视为个人为这个纲领实施所需 要付出的代价，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意某一项政策，由此必然带来个人损失。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如果有两个大党都想在大选中赢得最多选民胜出，他们的竞选 纲领必然处于中庸之道，不可能太偏左或太偏右。因为这样虽然可以赢得一部分人欣赏，却失去更多在另一面的大多数。由此才有了政客和革命家的分野。革命家要实现的是理想，理想总是带有某种偏激色彩，而政客则只是想赢得人群当中的大多数。因此除非革命家变成政客或被政客利用，否则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

孔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生存还是灭亡”？这似乎从来不是生活在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里的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街上的宝马越来越多，房价还是越来越涨。金融市场里，煤炭矿场下，各地乃至国外的一些房市里到处晃动着温州人的身影。这一切意味着温州人手里还是握着大把大把的钱，没有人杞人忧天去担心明天之后会是什么。但是过去连续几年温州GDP增幅位居省末，许多风光一时的专业市场也好景难再，种种迹象表明撑住门面只是“温州人经济”，而非“温州本地经济”。但是前者毕竟只是后者在不同地域的投影和辐射。若皮之不存，毛何附焉？

既然经济体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自然要把症号脉找找原因。有人总结这是“代际锁定”，也有人称之为“路径依赖”。总而言之就是整体经济徘徊在历史原因造成的低层次产业结构中无法破茧升华。诚然，“做熟不做生”是亘古不变的商界金律。连世界五百强里的大部分公司都只围绕“核心业务”运转。要一群知识结构偏低，当年只是抓住了市场未充分发育的机会赚了一把的温州老板们改弦易辙去升级自家产业结构自然比登天还难。原因不仅是当年闯出天下的温州老一辈已年岁日增渐趋保守。另外升级产业意味着放弃当前即使是微薄却十分确定的现金流而投资于无法确定回报的领域。融资，研发，生产，管理，市场渠道，人才积累种种方面无不面临巨大的风险。从个人角度来讲如何选择一目了然。因为靠企业家自发自觉升级产业希望渺茫，政府只好有所担当。可惜政府的手段同样有限。比如说2005年开始的“一号工程”招商引资就是政府的一次积极尝试。政府希望通过引入高科技外资产业来刺激和推动本地经济结构向高层次产业演化。可惜苏州和珠三角十余年的引资经验表明引入的高科技外资很难同低层次本地企业产生有益的互动，反而会因为政策倾斜恶化了本地企业投资环境得不偿失。温州的状况也同样没有因为“一号工程”改善多少。既然企业家没有改进的动力，政府又无能为力，是否温州本地经济只能从此步入衰亡？也不尽然。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hn Hicks和1993年得主Douglass North分别在1969年和1983年各自写过一篇论文提到同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自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之后才真正蓬勃展开？比如说1765年英国织布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第一台纺纱机，1790年瓦特发明完成了真正实用的蒸汽机。但直到1825年英国才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这几乎等同于从1958年杰克•基尔发明集成电路演化到现在我们还是只能使用占据几个房间的电子计算机。计算结果则是天书一般长达几百米打着孔的纸张。Hicks和North的基本观点是技术革新固然重要。但是在新技术成为一种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且让资本充分进入产业市场进行选择和推动以前，产业结构革命不可能真正发生。这正是十八九世纪之交在英国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无论是纺织厂还是铁路运输公司都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唯有资本进入之后选择并推动回报利润最丰厚技术，经济体才会因为这种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腾飞。万幸的是六十年代集成电路出现后不久，风险投资家就蜂涌而入硅谷。今夜我才能坐在双核电脑前对着22寸的液晶屏幕写这篇文章。所以温州的产业结构死结说穿了也不难解开，就是开放民营金融市场准入闸门。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投资达1800多亿元，2004年末的民间借贷规模约为420亿元，民间游资数额还要巨大。这些钱放在银行回报太低，但是金融市场又不开放，其它投资渠道极为狭窄。所以这些汹涌的游资炒房地产，炒煤矿，炒基金，一直兴风作浪却没有得到最佳的分配和利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全局信用体制，普通民营企业家从银行能得到的帮助也少得可怜，而民间信贷的高额利息又实质上加大了企业投资的风险。一边是有钱无处投，一边是想钱无处筹，恶化的投资环境又加大了高等教育人才往政府部门的流动。如若既缺乏资本资源又缺乏人才资源，温州经济显然看不到明天。只有想办法把有钱的和缺钱的拉到一起沟通，资本的趋利性自然会刺激新技术的使用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在当中充当润滑剂的金融市场则会吸引大批一流人才进入，如此有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并在无形当中促成温州整体经济的脱胎换骨。

只要多加留意细节，很多问题的答案往往一眼可被看穿。当初黄仁宇将自己暗寓历史改朝换代观点的书稿《中国大历史》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李博士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中国大历史》，也提到盛唐之后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而温州当下缺少的正是一种有效的金融体制中兴盛极一时的“温州模式”。

朋友说：“投资是一种艺术。”温州人大概最深韵其道。从80年代的销售大军到90年代的温州人经济，再到后来的炒房团、炒煤团，直至最近的股市和基金热，温州人始终深涉其中。据统计，2006年前11个月温州民间即有超过八百亿的真金白银流入金融市场。时下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聊资莫过于又买入什么股票或是什么基金。这种投资热自然离不开大市的牛气冲天：经历多年的熊市低迷以后，去年以来A股市场气势如虹。其高潮是07年春假后首个交易日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040.599点。这一利好消息刺激大量散户入场。但是隔天上证综合指数即暴跌268.81点，跌幅达8.8%，刷新十年纪录，称为黑色星期二。当天哀鸿遍野，多家交易商的服务器因承受不了巨大的抛出交易量而当机。很多散户损失惨重，甚至风闻网上有人要状告电信等宽带服务商，要求为服务器当机或无法连接而导致的股市损失买单。

股市向来多风险。只是牛市背景下人们乐于听到怂人听闻的暴发故事而忽视背后的风险，因此动荡来临之际舟覆也在所难免。可是不管牛市熊市，身边听到悲伤故事的主角总是那些毫无防备的散户。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散户？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学模型就能解释这个现象。在不规范的国内股票市场里信息不对称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普通投资者无法确切得知某个他有兴趣买入其股票的公司年度财报是否真实，企业经营的效率如何以及长远方向等等诸多关键信息。对他们来说唯一可确定的就是这支股票过去的走势。虽然每天在电视或是财经报纸上总有很多股评跟据股票过去的走势预测将来的趋势，但这些预测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真正的数学理论支撑。换句话说，大家都在跟着感觉走。这种现象在计量经济学里称为“随机漫步”。如果用最简单的模型来表达，就是投资者对某支股票明天价格的预测，是基于它的今天的真实价格加上一个现在无法得知的随机误差。这种预测方式其实就是很多散户投资者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采用的唯一方法。比如他们会说，这支股票前几天一直涨，那明天肯定还会涨。至于明天为什么一定涨，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个预测中的涨就属于随机误差。其原因可能是当天某处大炼油厂大火导致预期油价上升，或是某国政府突然宣布降息刺激经济远期增长等等。这些不可知因素无法事先精确预知，因此称为随机误差。但是把过去很多年所有的这些意外影响拢在一起，却能发现它们的出现概率符合一定的曲线，这里不妨称之为服从正态分布。普通正态分布有两个很重要的参数：期望值为0，均方差为一常数。期望值为0指的是它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从长远来看相互抵消，结果是0。这和扔一枚硬币，只要次数足够多，掉在地上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次数一样多的道理是一样的。均方差的概念在这里不重要，只需要明白是一个常数就可以了。

人们投资股市当然是为了赢取利润。做股票也无非是短线操作或是长久持有两种方式。我们看看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随机模型里投资者在两种情况下的结果。做短线操作赚的是利差，就是现在买入股票，期望下一个阶段涨价卖出得到的差价。因为随机模型里投资者对下一阶段股票价格的预测只是当前价格加一个意外随机因素。因此能赚取的利差也仅仅是这个随机因素。上面说了意外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正负相抵，它的最终期望值就只是0。短期买进卖出越频繁则意味着样本空间越大。等于是本来一分钟扔十次硬币，可能是正面朝上7次背面朝上3次。但如果一个高手一分钟能扔一千次，那么正面背面出现的次数则会随着试验次数的增长而更均匀，比如说是正面533次背面467次。也就是说，在一定时间内做越多的短线波段操作，最终的利润越趋近于0，即不赚也不亏。既然短线操作急功近利却无利可图，长久持有是否运气会好点呢？这取决于投资者对股票长期价格的预测精度。在这个模型里如果以预测股值减去真实股值的平方和来衡量预测值的精度，会发现残差平方和是时间的一个函数。也就是说，如果普通用户凭感觉押宝来预测股票价格，预测的精度会随着时间变大而减少。一两天的随便猜测可能还有模有样，但一年或两年的中期预测结果将会远远偏离真实值。而后者正是长期持有股票必需知道的前提。由此可知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普通投资者无论是短线还是长线操作都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股市动荡之际受伤的多是散户也成为普遍现象。

既然从理论上说凭感觉投资的获利如此令人绝望，那么所谓投资是一门艺术之类的话就只是侥幸者神化自己的光环。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听到很多奇迹般的成功故 事？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你掷硬币正面向上的次数远远多于背面，那只是因为你掷的次数还不够多，样本空间不够大而已。《无间道》里曾志伟演的琛哥说过：“出 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东阳本色集团的吴英前几天刚刚被批捕。她就曾经是流传故事当中色彩最炫丽的那个泡沫。